于兴泉律师;邮币卡电子化交易犯罪的法律定性问题

邮币卡电子化交易犯罪的法律定性问题

文/于兴泉

目前,各地法院先后有多起邮币卡电子化交易涉嫌诈骗罪的案件审结宣判,涉案被告多被判处诈骗罪成立,其中主犯多有被判无期徒刑,从犯则分别被处以数年至十几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应该说,量刑还是很重的。

不过,业内对该类案件中罪名定性问题仍存在争议。

以全国交易量最大的邮币卡交易平台之一的北方某省的邮币卡交易中心为例,其商业模式名义上是现货交易,实际上是变相的期货和股票交易,运营过程中存在诸多欺诈行为,扰乱的直接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笔者以为,邮币卡电子化交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曾得到国家政策鼓励,现依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将其中所涉之诈骗罪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应属更为恰当。事实上,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案例,被告最终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最高被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

北方某邮币卡案

北方某邮币卡交易中心自2015年起开始邮票、钱币、磁卡(邮币卡)网上交易业务,日成交金额曾在20亿元左右,上市邮票、纪念币产品数量多达271只。

从目前公开的相关资料来看,其商业模式大致如下。

(1)交易中心建立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意向单位缴纳250万元买货款和护盘资金后即可在平台办理托管账户,成为托管商和经纪会员,之后再按照平台要求办理交易子账户,便可在平台自由开展邮币卡买卖业务了。其中,子账号共享主账号内持仓数量及资金,可同时在五台电脑登陆交易。(2)加入平台后,托管商和经纪会员按照T+0模式(即买入和卖出邮币卡可在一天内完成,同时,交易中所涉资金亦可在当天完成清算交割)在平台开展邮币卡交易业务。首先,利用平台账户认购足够的邮币卡,建立持仓优势,并通过多个子账户自买自卖推高邮币卡价格,然后,通过其业务部门寻找有投资意向的客户,帮助他们在平台开户,再采取多种手段吸引他们到平台购买邮币卡产品,此时,邮币卡价格处于相对高位,当大量客户投资入市后,托管商和经纪会员再乘机将手中所存邮币卡卖出,赚取“差价”。而随着大量邮币卡入市交易,其价格会应声下跌,使客户利益受损。而由此获得巨额收益的托管商和经纪会员(类似于“庄家”)则会再制造新一轮行情,继续赚取差价,如此周而复始。(3)在该平台,托管商和经纪会员会得到平台提供的开发客户的话术材料、交易软件、交易规则、行情走势、交易数据等;但其托管账户的出金功能则被平台关闭,如需出金,需经平台审核,出金前提是其持仓成本大于其卖货利润,且最大出金额度为其卖货利润的80%,并且,出金时需将利润的20%扣留给平台。另外,托管商经由托管账户每成交一个交易单位,还需向平台缴纳1分钱的手续费。

2016年7月下旬,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缴纳250万元买货款和护盘资金后,成为该平台的经纪会员和托管商之一,随后在平台认购279400枚“Q”邮票,取得了对该邮票的控制权,之后便按照上面的“商业模式”,借助包括利用虚假信息营造市场繁荣假象等在内的违规操作,引诱客户高点买入,长期持仓,赚取客损额(出金)。

2017年初,邮币卡电子化交易中的幕后操纵、集中竞价等涉嫌违规问题浮出水面,行业清理整顿随之而来,上百家邮币卡交易所被停盘整顿。这其中就包括河北某邮币卡交易中心。目前,该交易中心已被公安机关关闭,H公司的账户、资金也已被公安机关查封、冻结,时至今日,其“Q邮票”仍无法继续交易。

案发后,作为平台方的多位管理者和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涉案人员,被司法机关立案起诉。

是诈骗罪还是非法经营罪

资料显示,包括北方某邮币卡交易中心在内,目前已有多家同类平台的相关案件审结,涉案的平台代理商或合作单位中不少被告人被判处诈骗罪。而在笔者看来,这里的诈骗罪认定是有争议空间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应更为妥当。

一、邮币卡电子化交易业务属新生业务模式,是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传统邮币卡线下交易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受到地域、信息等限制,交易成本过高;而且,对收藏爱好者和投资者在辨别真伪和品相等方面有一定的专业水平要求,限制了其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突破这些传统局限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也由此催生了一大批邮币卡线上交易平台。实行电子化交易后,邮币卡被放在电子平台上公开交易,可打破信息鸿沟;平台专门组建专家团队对入库上市的藏品实施严格鉴定,可降低交易风险;采用现货托管发售、单向竞价等创新模式,则使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为优质藏品的快速融通和价值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在文化艺术品的金融属性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看重的时代背景下,邮币卡线上交易综合服务平台的建立,契合了国家“互联网+实体+文化+金融”的战略导向,有助于推进“资产证券化”政策的实施进程,可实现收藏品在艺术宣传、收藏普及等诸多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因此,可以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了国家的一定程度的鼓励。

自2013年邮币卡电子化交易诞生后,其行情曾一路看涨,极大盘活了传统线下低迷的收藏市场。2016年线上交易场所达311家,行业成交金额暴涨至超2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了3400多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邮币卡电子化交易频频陷入争议之中。邮币卡市场“脱实向虚”,与其“立足于现货,服务于现货,尽最大努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初衷渐行渐远,藏品的线上线下价格短期内严重脱节,大量投资者被洗劫一空。截至目前,涉案的各类邮币卡电子交易盘基本还处于停盘状态。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当忽视,邮币卡电子化交易业务是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和其他新生业务模式一样,其产业发展在起步之初出现了不少问题,包括与之配套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政府和行业监管缺位,等等。因此,相关部门在给被告人定罪的时候,新生事物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的局限性等因素应当被酌情考虑。

二、北方某邮币卡交易中心有政府批文,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会员单位均以此为依据开展业务

依据身份的不同,该案中又可细分为两个被告群体,一是交易中心,一是会员单位。

案件审理过程中,交易中心平台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按照规定,邮币卡电子化交易平台需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而北方某邮币卡交易中心并未获得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确属手续不全。但是,现有资料显示,交易中心的的确确持有当地政府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对于会员单位而言,其员工基本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因此在他们的认识中,很可能会因此认定交易中心是合法的,基于对行政行为的“善意信赖”原则,进而认定自己在平台上开展邮币卡咨询、买卖业务也应该是合法合规的。加之,当时国内邮币卡电子化交易业务火热,和不少国内主流媒体的宣传,以及邮票价格波动系正常市场交易行为的常识认知,很可能强化他们的这种判断。故此,本案中的部分被告人很可能存在对事实认知方面的错误,而并没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不存在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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